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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花源”孙家埠之迷

来源:武宁旅游网 发布时间:2017年12月03日 浏览次数:1,076 【字体: 收藏 打印文章

    桃花源描述地在武陵!桃花源原型地在武宁?孙家开埠有何内幕?陶氏又为何作记?人们何以向往桃花源?
    世外桃源,无数人竞相倾心,无非在于能避开世间的纷乱,平静、安宁、富足地生活,即“怡然自乐”。 倾心之余,不免产生寻找的冲动,桃花源在哪?武陵郡所在之地当然最有理由称自己是桃花源。只是《桃花源记》是采用寓言文体,而非纪实,作者用假托的文学手法来表达情怀,描绘心中的理想社会。时间和空间都是假托的,武陵郡仅仅是假托的地名而已。武陵郡无疑是故事的描述地,然而,武陵郡的辖区有十三县,任何一个地方都可以作为故事的描述地,只把郡治作为“桃花源”的描述地,有所牵强。既然,武陵郡是故事的描述地,那么,可能还存在着一个“桃花源”的原型地。
    偌大中国,山川难以胜数,究竟有无桃花源的原型?山势地貌“酷似”是远远不够的,世外桃源的特质也就是“避乱”二字。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记》描述的是一群穿着东晋服饰的村民因避乱居住于一个四面环山的山谷之中。判断是否“桃花源”的原型地,需要满足几个条件:首先要有“避乱”的情节,否则谁都可以指称某地是“桃花源”;其次才是山势地貌;再其次是陶渊明可能到过的地方。
    近日,因就“环鄱阳湖法律文化生态”做国情调研,首赴鄱阳湖上游,对九江市武宁县长水村跟踪调研,并以其中孙家埠自然村为重点。在孙家埠,笔者看到了一部《孙氏宗谱》,自称是东吴孙权的后裔。经过考证史实,发现有可能是一支“避乱”于此的孙权第六子孙休的后裔。由于孙氏避居山谷的情节酷似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同时其所在村落的山势地貌也酷似桃花源,致使我们将孙家埠与“桃花源”联系在一起。随后我们对有关陶渊明的史实也进行了考证,结果发现,孙家埠基本上符合“桃花源”原型地的条件: 东吴皇位继承制的紊乱,使孙休(第三任皇帝)之子遇追杀而避居山谷;魏晋门阀制度的盛行,使陶渊明愤而辞官,饱览山川,或许曾入此与其家临近之地,见有东吴遗民避居其中,因而作《桃花源记》,隐去真实所在,而托言武陵。这是一个有待破解的历史迷局。《桃花源记》反映了陶渊明欲避还留的矛盾心态,这也是世间众多人的心态。

一、孙家开埠的内幕
    孙家为何在山谷开埠,孙家埠的居住者,自称孙权后裔,并以宗谱为证。真实情况如何呢?
    孙家埠保存的宗谱是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重修版。卷首有“东吴孙氏宗谱源流世系”, 从第一世至六十九世。孙权的祖父孙钟列第一世,以其为始祖。记其隐居武宁县东长乐乡,以种瓜为业,常以瓜给行人湿口,故名“瓜湿口”,并记述了孙钟经三仙人指示择地葬母,墓地被后人称之为“吴王峰”。随后迁居富春(今浙江省富阳)钱塘,娶妻生子。历经数代之后,孙休之子豫章王孙覃携其子孙湾由富春寻访祖迹,复回武宁,在此定居繁衍。
    就正史所记,孙氏避居比较接近真实。按照《三国志•吴书》的记载,孙休有四子。东吴元兴元年(264年)十月第四任皇帝孙皓封孙休长子、原太子(雨单)为豫章王,其余三子分别为汝南王、梁王、陈王。 甘露元年(265年)七月,孙皓逼杀孙休的皇后朱氏,又将孙休的四个儿子送到吴小城(今江苏无锡),随后不久,又追杀其中大者二人。《资治通鉴》对此也作同样记载。
有三种可能。其一是孙休太子豫章王(雨单)逃脱追杀;其二是孙休的三子、四子为预防可能继续发生的追杀(这只是一种可能,也许会有某地孙氏宗谱称自己为孙休三子、四子后裔);其三是与孙休之子无关的其他孙氏托言为之。
    无论是那种可能,“寻访祖迹”之说,皆出于孙氏后裔一种在荣耀与悲凉之间选择的附会。私修宗谱,兴于北宋,其后各代逐渐盛行。而修谱者或多或少有所附会,或寻找一个荣耀的先祖,或为先祖编作荣耀的身份或经历,以掩饰某种被认为不合适记述的事实。孙家埠《孙氏宗谱》恐也不能例外。各种附会亦皆有所用意,“孙钟种瓜”意在使孙湾能“寻访祖迹”。“孙钟种瓜”只是一种传说,并无史实。孙休的太子豫章王孙(雨單,音“湾”,为孙休所造之字)被封豫章(今南昌)王,故奔江西而来,找到了合适的避居场所。
    孙皓之所以逼杀朱氏,又送孙休四子到吴小城,其后又追杀,完全出于防范。这与东吴的皇位继承制相关。东吴皇位继承制的紊乱,导致了皇位继承的不确定性,引起觊觎和防范,出现残酷的宫廷争斗,孙氏皇室家族因此而自相残杀。
    《三国志》记载了孙氏避居的由来:魏黄初二年(221年)孙权为吴王,立孙登为王太子。东吴黄龙元年(229年) 四月,孙权即皇帝位,吴王太子孙登为皇太子。赤乌四年(242年)五月,太子孙登夭折,时年33岁。次年(243年)正月,立三子孙和为太子(次子此前已夭折,时年20岁),八月,立四子孙霸为鲁王,孙和时年19岁。赤乌十三年(250年) 八月废太子孙和,鲁王孙霸赐死。
    这源于全公主(孙权长女孙鲁班,步夫人所生,大司马全琮之妻)的陷害和鲁王孙霸争宠。先是全公主陷害。孙和之母王夫人,受宠爱的程度仅次于步夫人,步夫人有女无子并早亡,孙和因其母的原因从小也受宠爱,而孙霸同母所生,受到的宠爱与孙和无异。大臣认为太子和王的礼仪应有所区别,孙权并未采纳。孙权准备立王夫人为皇后,而全公主素来怀恨王夫人,经常加以诋毁。孙权曾经卧病,太子孙和到庙里祭拜祈祷,孙和妃子的叔父张休就在附近居住,邀孙和前往家中。全公主派人跟踪,向孙权谗言说太子不在庙中,而是专门到妃子家计议商讨事务,并说王夫人见孙权卧病,脸有喜色。孙权因此发怒,王夫人忧郁而死。结果是孙和受到的宠爱减低,深恐被废黜。此后,鲁王孙霸觊觎之心日盛。东吴朝廷和地方的将军大臣分为两派,或者支持太子,或者依附鲁王。前者屡屡陈述长幼尊卑有别,其情理不可辩驳;而后者却时时诋毁太子。孙权因此多年沈吟不决。
    鉴于太子孙和与鲁王孙霸兄弟不睦,大臣分帮别派,孙权认为偏向其中一人都会引起混乱,所以有改立太子之心。孙权由于年事已高,而七子孙亮最小,得到特别的留意,打算废孙和而立孙亮。而大臣不断争谏,甚者上书,称引春秋时晋献公杀申生,立奚齐,引起晋国扰乱的故事。孙权因而大怒,竟将孙和迁徙到故鄣(今浙江安吉),大臣十数人由于争谏或被诛杀,或被流放。同时鲁王孙霸被赐死,凡依附鲁王孙霸者亦遭诛杀。此后孙权卧病,有所感悟,意欲召回孙和重立为太子,却因全公主及大将军孙峻、孙弘等不断劝阻而未能施行。赤乌十三年(250年)十一月,立七子孙亮为太子。太元二年(252年)正月,立原太子孙和为南阳王;五子孙奋为齐王;六子孙休为琅邪王。孙权死于该年四月,时年71岁。太子孙亮即位。
    当时大将军诸葛恪把持朝政。诸葛恪为孙和张妃之舅。诸葛恪有迁都之意,派人修葺武昌宫,民间传言欲迎立孙和。建兴二年(253年)十月武卫将军孙峻伏兵杀诸葛恪于殿堂,剥夺孙和的印信,又遣使者赐死,孙和张妃亦随之自杀,整个东吴都感到哀伤。后因大将军孙綝专权,太平三年(258年)九月孙亮与全公主等密谋诛杀孙綝,事情败露,孙亮被孙綝废黜为会稽王,时年16岁;全公主被迁于豫章(今江西南昌);孙休被迎立为帝。
    永安元年(258年)十月,孙休封孙和长子孙皓为乌程(今属浙江湖州吴兴县)侯。十二月孙休以逆谋之名,诛杀孙綝。永安三年(260年)因为会稽郡谣传会稽王孙亮将会重新回去作皇帝,而孙亮的宫人又告孙亮让巫师祷告,口出恶言,地方官员将此事上报,于是孙休将孙亮废黜为侯官(今福州)侯,让其前往封地,孙亮于途中自杀。永安五年(262年)八月立长子孙(雨單)为太子。永安七年(264年)七月,孙休卧病,口不能言,用手书传唤丞相濮阳兴,让太子孙(雨單)出来拜见,抓住濮阳兴的手臂,而指着孙(雨單),将其托付给他。孙休死时30岁,谥号为景皇帝。
    但丞相濮阳兴并未按孙休的托孤行事,当时蜀国初亡,而交阯(今越南)又发生叛乱,因此东吴国内震惊恐惧,希望立年纪大一点的皇帝。丞相濮阳兴、左将军张布说服孙休朱太后,就以孙和之子孙皓为继承人,拥立即位,时年23岁。孙皓得志之后,粗暴骄横,不听劝谏,又好酒色,致使上下失望。元兴元年(264年)十一月,孙皓因丞相濮阳兴、左将军张布私下对迎立感到后悔,就将其诛杀。甘露元年(265年)七月,孙皓又将孙休景帝的皇后朱氏逼杀,将其四子遣送吴小城(今无锡),随后又追杀其中大者二人。建衡元年(269年)正月,立长子孙瑾为太子。建衡二年(270年),孙皓因左夫人王氏逝世,哀念过度,早晚哭泣悼念,数月不出,民间传言孙皓已死,章安(今属浙江台州)侯孙奋(孙权第五子)与上虞(今属浙江绍兴)侯孙奉当中会有一个会被立为皇帝。而孙奋之母仲姬墓在豫章(今南昌),豫章太守张俊认为有可能,就前往扫除仲姬坟茔。此事为孙皓所闻,车裂张俊,夷三族,并诛孙奋及其五子。天纪四年(280年)三月孙皓投降西晋,东吴灭亡,四月被封归命侯。五年(281年),孙皓死于洛阳,时年42岁。 
    前文叙述了东吴皇室在族人孙峻、孙弘、孙綝的参与下互相残杀的全过程。而这一切皆起因于东吴的皇位继承制。皇位继承制实际上是历代相承的一种原则。预立太子制是皇位世袭制的核心。孙权因宠而立,未能采纳东吴大臣的劝谏,造成了皇位继续制的紊乱。孙权的长女全公主,参与了孙氏皇室争斗的许多事件,而她正是利用了孙权的弱点。孙权可谓重蹈晋献公覆辙,给其家族留下了重大隐患。
    孙亮年幼即位,地位不稳。因防范大将军诸葛恪迎立孙和,参与废孙和的武卫将军孙峻杀诸葛恪,并赐死孙和。孙亮因孙綝专权,与全公主合谋诛杀,反而被废。孙和、孙亮、孙奋之死均与民间传闻有关。孙休托孤,丞相濮阳兴却另立孙皓。孙皓为废太子孙和之子。孙皓之立,一方面违反嫡长子继承制,另一方面,也给废太子孙(雨单)留下隐患。出于防范,孙(雨单)受到追杀。其实,这一切似乎均起因于孙权。孙和是孙权三子,而长子孙登、次子孙虑已死,孙和为大。孙和并非正常死亡,如果太子不废,也就无孙亮、孙休即位之事。而在孙皓按嫡长子继承制正常即位后,也不会因继承问题,危及孙休之后。

二、陶氏作记的缘由
    前文讲述的是孙家开埠的内幕,这一部分则是要说明陶渊明作《桃花源记》的缘由。桃花源是陶渊明描绘的理想社会。要谈作记的缘由,就得提到陶渊明辞官,而这又得从其曾祖陶侃说起。
    陶侃出身寒微,而魏晋南北朝时期官场被世族所垄断。官宦之家大门外有两根柱子,左称“阀”,右称“阅”,用以张贴功勋文书,后人将世代为官者称为门阀世族,或阀阅、士族。当时的选官制度九品中正制被称为门阀制度,是古代选官的三大制度之一,前有两汉察举制,后有隋唐科举制。九品中正制主要内容为:各郡设中正,各州设大中正。中正对候选人进行评议,其标准为家世﹑道德﹑才能。家世指候选人的父祖官爵和族望(即家族的声望)。中正据此对候选人作出高下的评价,称为“品”,分为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九等。评议结果送吏部备选。评定的品第与任官的起点和升迁相关。因中正官大多由州郡著姓士族垄断,划分九品时,只按家世,不顾德才,其结果是“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
    根据《晋书》记载:陶侃(259—334年),字士行,本为鄱阳(今属江西上饶)人。东吴灭亡后,迁居寻阳(今九江)。其父陶丹,为东吴的扬武将军。陶侃早期孤苦贫寒,只是一个县吏。鄱阳孝廉范逵曾拜访陶侃,当时由于仓卒,家里没有接待宾客之物,其母就剪下头发,换得酒肴。因范逵所荐,庐江太守张夔召为督邮(郡的属吏,代表太守督察县乡),并兼任枞(音cōng)阳县令(今属安徽),晋升为郡的主簿(各级主官属下掌管文书的佐吏)。
    随后经陶侃张夔荐举为孝廉(孝顺亲长、廉能正直之意。根据察举制,由地方官保举本地的士人到中央,经考察后授予一定的官职,孝廉是其中的主要科目),而至洛阳,求见司空(晋的司空,为“八公”之一,往往作为权臣之加官)张华。张华开始对陶侃很怠慢,经数次谈话之后,特加优待,推荐为候选郎中(各部之下分掌各司事务的官员)。但结果只是伏波将军孙秀将其召为舍人。
    按《三国志》记载,伏波将军孙秀原为东吴宗室,即孙权四弟孙匡之孙,曾为前将军、夏口(今汉口)督。因孙秀是公室至亲,握兵在外,引起孙皓猜忌。建衡二年(270年),孙皓派遣楼下都尉何定率五千人到夏口打猎。在此以前,民间皆传言孙皓会有对孙秀不利的图谋。因此何定的远猎,引起孙秀的惊恐,连夜携带妻、子及五百亲兵降晋。晋授其为骠骑将军,封为会稽公。西晋平吴之后,降为伏波将军,虽然仍可以开设将军府,但并不指挥军队。由于孙秀只是亡国皇室的旁亲,被视为没有显赫的宗府声望,中原人不愿作为其属官,而陶侃出身寒微,所以才被选为伏波将军府的僚属。具有公爵的文武官员可以开府,主簿、祭酒、舍人是主管府内事务的官员。舍人的官职是七品。
    陶侃曾拜访同乡豫章国郎中令(郎中令,掌管宫殿警卫,九卿之一)杨晫,与其同乘一车。而吏部郎中温雅对杨晫说:为何与小人(出身低微的人)同座?吏部尚书乐广打算会见长江沿岸荆州至扬州一带的士人(有身份的读书人),陶侃受举荐,却引起非议。其后陶侃被推举为武冈县令(今属湖南省,县令为第六或七品),又因与太守吕岳不和弃官。西晋末年战乱,陶侃因战功累致升迁,终至太尉、都督荆江雍梁交广益宁八州诸军事、荆江二州刺史、长沙郡公。死时年76岁,追赠大司马。按《晋书》记载,武官的顺序为:大司马、大将军、太尉、骠骑、车骑、卫将军、诸大将军。陶侃大司马之职只是追赠,而非实任。
    综上所述,陶侃早年由于孤苦贫寒,只能当县吏,经推荐,被召为郡督邮,兼任枞阳县令,升为主簿。后被举荐为孝廉,前往洛阳求职。历经波折,成为侯选郎中,被东吴降将伏波将军孙秀召为幕僚。虽有才干而被赏识,却屡遭世族轻贱。后被荐补武冈县令,又因与太守不和辞官。只是西晋末年的战乱,才使陶侃累功晋升。
    陶渊明(约365—427年),字元亮,进入南朝宋以后改名陶潜。在《晋书》、《宋书》均有传。其早期经历与其曾祖陶侃类似。其祖陶茂为武昌太守,其父正史没有记载,至陶渊明时已家道中落。因亲老家贫,陶渊明被举用出任江州祭酒(祭酒为晋官。州的属官有别驾从事史、治中从事史、主簿、西曹书佐、祭酒从事史、议曹从事史、部郡从事史。自主簿以下,置人多少,各随其州,并无定制。祭酒掌管军事、治安、田租、户口、祭祀、农桑、水利、兵器等部门的行政事务)。然而由于忍受不了州衙门繁杂的行政事务,数日之后,陶渊明自行解职归田。其后江州召用其为主簿(掌管秘书事务),没有就任,而亲自下田,自谋生计,却因此身体衰弱而生病,又先后出任镇军将军府及建威将军府的参军(参军,第七品。将军府由参军、掾、属、令史主管各部门事务),后又因故离职。陶渊明最后一任官职是彭泽县令,仅任八十余日。郡守派遣督邮前来巡察,县吏禀告说应穿官服迎接。陶渊明叹气说,我不能为一家人的口粮向乡里小人鞠躬下拜。当日就解印离职。几年后,朝廷打算召用陶渊明为著作佐郎(晋有著作郎一人,佐郎八人,专门撰写国史),没有就任。
    陶渊明的亲老家贫,与陶侃的早年孤苦贫寒相似。州祭酒与镇军、建威参军是州衙及将军府自选的属官,彭泽县令也是州郡自选官,同于陶侃的督邮和枞阳县令。陶侃后来的武冈县令则是吏部派遣官员。陶渊明没有陶侃到洛阳求职的经历,也没有陶侃征战的经历。
    在东晋末年,陶渊明任官与辞官,与其曾祖陶侃均有关系,并正因此造成了陶渊明的矛盾心态。陶渊明初起的官职即为州祭酒,高于其曾祖陶侃的县吏,是作为陶侃后裔的缘故,同时,也是因为作为陶侃之后,才使陶渊明辞官。陶渊明在辞去彭泽县令后作赋《归去来兮》,其《序》说明了出任彭泽县令的原因:家境贫寒,耕种不足以满足自己需要。而且其程度相当严重,幼儿满屋,瓶无存粮,生活所需物品,找不到获取的方式。亲戚故旧大多劝他出任长吏(地位较高的官员,大致指县令、长),而彭泽离家百里,所分的公田(三百亩),又可以种高粱做烧酒,为此,便求任此职,并说过去也曾求任官职,都是为了让家人能吃饱饭。既然如此贫困,也就不会随意去职,必然有使之非辞不可的原因。
    在实施九品中正制的情况下,“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寒门只有依靠军功才能得到较多的升迁机会。然而,即使累积军功,本人快速升迁,并最终成为辅政的大臣,也难以为世族所接纳,依然被视为寒门,而非有声望的名门大族,对后代任官,虽起一定的作用,却是有限的。这就是陶渊明所面对的现实。陶渊明在《与子书》中说,性情倔强固执,与社会现实多有抵触,恐接近事实,但也只是一种表象。先祖依靠军功获得显赫辅政大臣的地位,无法形成宗族声望,给自己带来期待的升迁,却要受出身低微者的管束。本来,督邮作为郡守的派遣官员,督察属县,县令穿官服迎接并无不妥。只是郡的督邮,官卑权大,大多出身更为寒微。在晚年的《命子诗》中,陶渊明仍念念不忘其曾祖长沙郡公陶侃的功勋。在陶渊明眼里,督邮自然是乡里小人,而堂堂长沙郡公之后,却要穿官服迎接,以示恭敬,着实让人难受,所以“不能为五斗米折腰”,最终只得解印而去。即使赴任著作佐郎,同样会受到轻视,所以也就不愿就任。
    在世族的眼里,陶渊明被视为乡里小人;而陶渊明又将督邮之类的官吏视为乡里小人。加上性情刚烈,不肯忍辱,自然与现实有所抵触,辞官是必然的选择,这才是真实的陶渊明。陶侃通过征战,得封公侯,成就了一代名将;而陶渊明选择辞官,饮酒吟咏,成就了一代文豪。
    陶渊明在其所作的诗文辞赋中说其从小就喜爱山川,曾自行到过张掖(今属甘肃)至幽州(今河北、辽宁一带),以及东海边、钱溪(今属安徽贵池)。辞去彭泽令后,或乘车,或划船,既寻幽深的山谷,又登崎岖的高山。据《晋书》记载,陶渊明辞官后,并不从事耕作或有关产业,家务都交给儿子和仆人。从不显露欢乐或怨怒的神色,只是遇酒就饮,有时无酒,也雅咏不辍。陶渊明辞官后的生活就是饮酒、游览和吟咏,生活则由家人经营及慕名而来的拜访者救济。《桃花源记》中对渔人的描述恰似划船做山川之游。
    《桃花源记》所载情节是在四面环山的山谷中有一个村落,房屋整齐,村民在平坦宽广的土地上耕作,悠然自得。村民的先祖因躲避秦时之乱,来此山谷,不再出去,而与外界隔绝。这与避居的孙氏大有近似之处。孙氏的先世避吴时之乱,来此绝境,虽不能说与外界隔绝,却已经繁衍。孙氏避乱在东吴甘露元年(265年),《桃花源记》作于晋元熙元年(419年)。160余年孙氏在此耕作,自是房屋整齐。而陶氏强调山谷中的村民男女穿着,与外人完全相同。 秦朝(公元前221至公元前206年),与《桃花源记》成文时相隔600余年, 服饰已有不少变化。与外界隔绝的秦时人,穿着东晋服饰确实有难度。陶氏在此是否暗示点什么,且不作过多的揣度。可以肯定的是,《桃花源记》记述的是一群东晋穿着的避居者。此点与避居的孙氏相似。
    陶渊明辞职后,游览山川,或许偶尔进入离其家不远的孙氏避居之所,而作《桃花源记》,假托秦时之人和武陵郡。按《桃花源记》所述,渔人出了桃花源之后,虽然在路上处处作有记号,将此事告知太守,随后太守派人随其前往,寻找记号,却迷路了。此种描述自然是文学手法,也反映了陶渊明的矛盾心态,既向往怡然自乐的生活,又难以忘怀曾祖的荣耀,对现实社会割舍不下。
也许正是这种矛盾心态致使《桃花源记》产生长久的魅力。现实社会中的人们,无论显赫的,贫寒的,得意的,落魄的,大多会遇到种种的压力,不同程度地产生对现状的不满,向往怡然自乐的世外桃源,但对现实生活又有所留念,而将世外桃源存于心中。